车位并非房屋租赁合同中的核心标的物，在房屋和车位作为统一标的物作整体出租的情况下，双方未对车位使用及转租做具体约定，那么车位由谁使用不会对出租人的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以车位存在转租情形而要求解除合同依据不足。

闻某与邵某系夫妻，闻某系203号房屋和038号车位登记所有权人。2019年5月25日，闻某、邵某（甲方、出租人）与杨某（乙方、承租人）签订《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杨某承租203号房屋，租赁期限从2019年6月16日至2024年6月15日，房屋租金为每月5800元，租金支付方式为按年支付房租，房屋押金为1个月房租。该合同第七条“转租”约定：“除甲乙双方另有约定以外，乙方需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方可在租赁期内将房屋部分或全部转租给他人，并就受转租人的行为向甲方承担责任。”第八条“合同解除”第（四）项约定：“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收回房屋：1．不按照约定支付租金达7日的。2．欠缴各项费用达69600元的。3．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4．擅自拆改变动或损坏房屋主体结构的。5．保管不当或不合理使用导致附属物品、设备设施损坏并拒不赔偿的。6．利用房屋从事违法活动、损害公共利益或者妨碍他人正常工作、生活的。7．擅自将房屋转租给第三人的。”

合同签订后，闻某、邵某于2019年6月15日向杨某交付203号房屋，杨某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2019年6月16日至2020年6月15日、2020年6月16日至2021年6月15日两年的租金。合同履行过程中，闻某、邵某得知杨某将车位转租给他人后发出解约通知，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后诉至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杨某支付违约金。

本案中，双方就杨某是否存在转租038号车位的行为存在争议。房屋租赁合同中未约定038号车位租赁事宜，闻某、邵某主张曾与杨某专门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车位使用事宜，但未能提交相关证据。杨某表示没有签订相关补充协议，车位系为方便使用203号房屋而经闻某、邵某允许由杨某方使用。闻某、邵某主张杨某将038号车位租给他人使用，并提交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杨某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并否认将车位租给他人使用。双方自2020年初就车位问题产生争议后就合同解除问题进行多次协商，后邵某于2020年5月15日表示同意继续履行合同。2020年5月17日，邵某通过微信向杨某发送《告知书》图片一份，主要内容系主张杨某未经同意，将停车位转租，违反合同第七条约定，决定解除合同，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并限期腾房。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闻某、邵某能否依据租赁合同第七条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核心问题是038号车位是否系203号房屋组成部分。首先，038号车位与203号房屋分别进行了不动产权登记，车位和房屋在物权上相互独立。其次，038号车位与203号房屋在物理空间上相互隔绝，从字面意思和生活常识角度都难以将车位理解为房屋的组成部分。再次，闻某、邵某主张就车位使用问题与杨某签订有专门的补充协议，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双方关于车位使用问题约定不明。综合上述分析并结合邵某2020年5月15日表示继续履行合同的行为，闻某、邵某主张杨某违约，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支付违约金、腾退房屋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闻某、邵某以038号车位被杨某擅自转租为由解除合同不成立，理由在于：第一，双方于2019年5月25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租赁期内的车位费由甲方即闻某、邵某承担，据此可以确定房屋与车位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租的，房屋与车位构成了案涉租赁合同关系中的统一标的物，合同租金中亦包括了杨某租赁及使用车位的费用；第二，根据通常意义下的理解，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中，房屋在租金中所占的比重远远大于车位所占的比重，车位并非房屋租赁合同中的核心标的物；第三，在房屋和车位作为统一标的物作整体出租的情况下，双方未对车位使用及转租做具体约定，那么车位由谁使用不会对闻某、邵某的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故闻某、邵某以038号车位存在转租情形而要求解除合同，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闻某、邵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