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2019年9月24日，一则关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一户人家为尽可能多的获取拆迁补偿款在15天内频繁结婚离婚23次的新闻引发关注。报道称，2019年9月19日，莲都区公安分局岩泉派出所在接到报案后调查查明，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冷水村飞机场角村民石某宝、石某琴等相互间关系为表兄妹、亲兄弟等的11名成员在今年3月份短短15天时间内，先后结婚、离婚高达23次，将13名户口不在飞机场角的人的户口迁了进来。警方查明，上述人员行为涉嫌以虚构事实的方式进行结婚离婚，达到迁移户籍的目的，以此谋取非法占有征收补偿利益的非法目的，涉嫌诈骗罪，已有 11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被采取强制措施，其中4人被刑事拘留， 7人取保候审。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在现实中，由于补偿、安置利益巨大，以假结婚或假离婚的方式获取更多分房、拆迁补偿的情况屡见不鲜，对于这种情形能否构成诈骗犯罪在实践中也存在很大的争议。

二、司法实践

其实早在2012年即有典型的案例——师淑达等诈骗罪，该案例已被纳入《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3年刑事审判案例卷》，案例要旨：真实的结婚证和离婚证能够证明形式上的婚姻关系存否状态，在婚姻法律关系领域能够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但是这种后果并不能延伸到其他法律领域，尤其是在以客观真实作为评价标准的刑事法律领域。因此，虽然取得了形式上的婚姻存否要件，但由于违背了客观真实，仍然属于虚构事实的诈骗行为。

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也不乏将该种行为认定为诈骗罪的案例，特别是湖南省；近几年来，浙江省内此类案件也频繁出现，较为典型的有2017年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在西湖区转塘街道抓获涉嫌以非法获取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屋面积为目的、采取“假结婚”、“假离婚”等方式进行诈骗的嫌疑人共30名；2018年萧山区法院在审理一起民间借贷中发现有“假结婚”骗取拆迁利益的行为，涉嫌诈骗罪，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予以处理。

综上，不难看出，司法实践中倾向于将“假婚骗补”行为认定为诈骗罪。

三、个人观点

有位前辈经常念叨一句话，“我们要有裁判者的视角，但不能有裁判者的立场”，诚然，司法实践中有许多案例认定诈骗罪，但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我们要从裁判者的角度寻找辩点，故而笔者更倾向于“不构成诈骗罪”这一观点，具体理由归纳如下：

a.客观上并没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8条、第31条之规定可见，我国并不存在“假结婚”、“假离婚”的法律概念，判断婚姻状况的标准是民政局颁发的结婚证或者离婚证；且为获取拆迁利益而结婚或者离婚的行为，也不属于《婚姻法》第10条、第11条规定的无效婚姻或者可撤销婚姻，故依照法律规定取得民政部门发给的结婚证、离婚证，该证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时，婚姻本身就是得到法律确信的事实，客观上并不存在虚构事实的行为。

另外，我国婚姻的登记审查并不关注当事人出于什么原因缔结婚姻，也没有规定公民具有向政府报告结婚目的的义务，既然没有报告义务，也就不存在隐瞒真相一说。

综上，尽管结婚、离婚的动机系为获取拆迁利益，但实施的结婚、离婚行为均是真实、合法的，具备法律确定的婚姻事实，客观上并不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负责拆迁安置的部门基于真实有效的结婚证、离婚证进行拆迁补偿，也就不存在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财物。

b.“假戏假做”与“假戏真做”互相矛盾

在现实中，“假结婚”与“假离婚”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有为掩盖同性恋假结婚的也有为逃避债务假离婚的，有为获得国外绿卡假结婚的也有为获得购房指标假离婚的，获取更多的拆迁补偿利益只是众多原因中的一种。而“假戏假做”到最后“假戏真做”的案例比比皆是，由此引发的纠纷在国内的众多判例中，往往都是以结婚证或者离婚证作为婚姻变动的唯一凭证，并不认可所谓的“假结婚”、“假离婚”，故而若对本文所讨论的行为认定为诈骗罪，就是认可了“假结婚”、“假离婚”这种说法，与其他司法判决相矛盾。

并且，本文中提到的几个案例都是按照当事人预设的路径实现了获利目标，若双方间因为其他原因假戏真做，演变为彻彻底底的结婚或离婚，该种情况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如何证明行为人行为的实质虚假性？还能否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进行侦查、提起公诉？

c.政策漏洞不应该由百姓买单

政府在拆迁过程中，的确会遇到结婚、离婚、再婚、丧偶、新生儿等各种情形，由此制定的政策本身就考虑到了这些问题，实质上也包含了“假结婚”、“假离婚”的情况，而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拆迁补偿恰恰是利用了拆迁政策本身的漏洞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尽管道德上不被允许，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投机取巧，不应被认定为违法犯罪行为。

四、结语

通过“假结婚”骗取拆迁补偿款是否构成诈骗罪在目前并没有确定的答案，具体案子要具体分析，期待未来能够有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等填补这片空白。但是无论构不构罪，社会都不倡导这种行为，望百姓都能实事求是，放弃不该有的想法。